碉楼岁月 
碉楼故事
村落印记 提要：回顾开平华侨旅居海外的历史，简述开平碉楼的兴起、历史作用，以及类别划分；结合实例具体分析碉楼楼顶的建筑和装饰艺术；提出开展碉楼建筑的保护，是为了进一步开展对碉楼的研究，更好地发挥其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关键词：开平碉楼、建筑、华侨、保护
当你踏进珠江三角洲西南部的全国著名侨乡之一——广东省开平县县界时，你就有置身于大都市之感，那里的楼宇矗立绵亘不断，城市、乡村似乎没有界限，其中四、五层高的碉楼建筑，举目皆是，少者一村一、二座，多者一村十几座。
不少初到该县的外地来宾，见到如此多的碉楼感到惊奇，误以为这里是曾经发生过大规模战争的战场。
不少专家、学者对碉楼产生兴趣。北京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张驭寰教授1983年到开平考察古建筑时表示：“无时间（调查），否则，我可以写一本厚厚（关于碉楼）的书”。“花城”等一些出版社，也希望我们拍一些碉楼的照片资料给他们，表示他们对开平碉楼也有兴趣。
但，开平何时开始建筑碉楼，全县到底有多少碉楼，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碉楼，以及碉楼在历史上的作用，碉楼的建筑、装饰艺术及碉楼的保护与研究等等问题，都值得探讨，笔者就个人所知，概述如下。
一 开平碉楼的兴起
开平碉楼的兴起，与该县的地理环境及社会治安有密切关系。明朝开始，开平这块地方治安就比较乱，由于它位于新会、台山、恩平、新兴四县之间，鞭长莫及，成为四不管之地，所以“明代峒獠时轶”[1]，要求建县的呼声一次比一次高张，到清顺治六年（一六四九年）正式建立开平县，希望从此开始太平，故取名“开平”。加上“开邑在古恩新二州间，山川阻深”[2]。地势低洼，每遇海潮或台风暴雨，容易发生洪涝，因此，开平人民于清朝初年开始建筑碉楼避盗、防涝。
最早建筑碉楼是赤坎区芦阳乡井头里的“瑞云楼”、三门里的“迓龙楼”和月山区龙田村的“奉父楼”。目前“瑞云楼”和“奉父楼”均因日久颓圮，不复存在。“迓龙楼”因光绪甲申（1884年）“大潦”，各村房屋几乎淹没过顶，“村人登楼全活”[3]，在村民的保护下，至今仍完整无缺地屹立于三门里。它背北向南，楼高三层，约10米左右，壁厚0.93米，占地面积152.0174平方米，全用大型红砖结砌（砖长33厘米，阔15厘米，厚8厘米）。碉楼四角突出，每角均设枪眼，室内各层均分中厅和东西耳房，“民国九年重修”[4]，时三楼改用青砖，门窗铁造，水泥加固，楼顶为中国传统古代建筑形式——硬山顶。
从县志记载看，清朝开平始建碉楼，主要用于“藉避社贼之扰”[5]，比如：“奉父楼”的建筑，就是因为“清初盗炽，许龙所妻，某氏被虏，子益将备金议赎，某氏语使人曰：‘母不必赎，但将此金归筑高楼以奉尔父足矣’。是夜投崖而死，益将遵命筑楼奉父”[6]，这反映了当时群众的迫切愿望。“自建县以来，离水火而登衽席，释干戈而修礼让，曩日之荒屯废堡悉为耕牧之场矣”[7]。可见，自顺治六年建县后，“社贼之扰”有所收敛，社会治安较前安定,建高楼，“避社贼之扰”已无紧迫之感，所以，清朝开平虽已出现建碉楼，但数量并不多。
旅居海外的开平藉华侨这个时期还不多，据记载：1839年（道光十九年）塘口区“塘口村贫苦农民谢社德在香港卖身当‘苦力’，被贩运抵美洲当苦役。开平人旅美的历史就由此开始了”[8]。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美国西部的加州发现金矿，以及后来筑铁路、挖运河等，美国资本家纷纷投资开发，需要大量劳动力，乃通过人口贩子，大量拐骗中国贫民前去充当“猪仔华工”。当时，谋生艰难的台山、开平两县农民应招受骗而去的最多。
旅居南洋的开平藉华侨当比美为早，但未见详细记载，在此也就不赘述了。这些早期旅居海外的“苦力”，“备受虐待，惨不忍言”[9]，真是自身难保，连瞻家费都寄不出，集资建碉楼就更谈不上了。其实，当时他们的家境贫苦，也无什么财物给“社贼”光顾。所以，这时期地方上出现几座碉楼，乃是族人公产或个别富豪之作，跟早期华侨关系不大。
到了民国，由于军阀割据，战乱频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致使民不聊生。
但，华侨在这个时期，经济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加拿大等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广大华侨也经过前一段艰辛历程，这时基本上稳住了脚根，找到了多少出路，生活较前安定，开始有了一些积蓄，为了奠定基业，“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华侨更加热心回唐山置产业了。
开平因水陆交通方便，又是侨乡，侨眷、归侨生活比较优裕，故贼匪集中在开平一带作案（当然包括开平临近的县、区），他们不但掳掠乡民财物，往往还掳人勒赎，这种野蛮做法，在侨乡开平又往往得逞，因而土匪气焰更加嚣张，据县志记载，当时县内较大股的土匪有张韶、朱炳、胡南、侯晚、谭洪、吴金发、张沾、黄保等诸邦，他们四处劫掠，制造了无数惨案。（参见附表）
根据上表粗略统计，从民国元年（1912年）至民国二十九年（1930年）开平较大的匪劫事件约七十一宗，杀人百余，掳耕牛二百一十余头，掠夺其它财物无数，曾三次攻陷县城——苍城，连当时的县长朱建章也被掳去。
当时的国民党官兵，明为兵，暗为匪。如1923年驻水口的粤军旅长卓仁机部因向振华墟商民索款一万元不遂，而纵兵大掠该墟；同年，桂军军长“李耀汉、沈恩甫率队出开平，沿途抢掠……”[10]。当时的土豪劣绅，有不少则与匪通气，甚至公然勾结，为害乡间。如1928年，关、方两姓合居的塘口骑龙马村，有一个姓方的侨眷，与一个姓关的归侨，因争屋地发生争执，乡长关某竟借此制造事端，勾结土塘匪徒冲入该村，大肆烧杀抢掠，把姓方的两座碉楼、二十四座楼房全部烧毁，当场烧死十七人，绑架二十一人。
在这种情况下，侨乡群众经常要“走贼”，稍有风吹草动，人们就收拾金银细软，到野外或村后树丛中躲避，或爬上屋顶，静悄悄地躺在那里，身边放着铜锣，一旦发现贼踪，就鸣锣告警。这样往往一夕数惊，彻夜无眠。不少归侨、侨眷被盗贼害得倾家荡产、苦不堪言。因此，后来华侨回乡，常常不敢在家里住宿，而到墟镇或亲戚家去，经常变换住宿的地点、否则即有家破人亡之虞。饱受劫难之苦的广大华侨、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