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家族史，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农村社会结构，特别是村落结构问题。因此我在过去写的几篇关于家族史的文章中，都曾试图对中国近世农村村落结构作一点简单粗浅的解释，当时的用意主要是为了说明一下家族制度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并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全面深入的探索。

近几年中，社会学界和社会史学界对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结构问题，表现出了相当的兴趣，历史学界对这个课题似乎也开始有了某种“热情”，最近出版的两本有关著作和几篇论文，好象多数是史学界同仁写的。这些专著和论文，有的我已经粗略地拜读过，有的还只看到了题目或介绍。不过这些专著和论文看来大都侧重在理论体系方面进行框架的构建，给人开阔思路，对农村社会结构尤其是村落结构问题却谈得很少。中国近世农村基层社会结构是怎样具体构成的，村落结构在农村社会结构的构成中占着什么地位，应当如何对这种结构状况进行正确全面的表述，这种社会结构有些什么特点，似乎还有很多文章可做。我准备在这篇文章中简略地说说自己的看法，就教于关心这个问题的史学界和其他学界的同仁们。

我国古代农村的居民，从来就习惯于村落聚居。几十户、几百户甚至上千户的居民，集中挤住在一个居民点上，比屋而居，烟火连接，形成一个个村落。这种村落，南方一般叫村、湾，北方叫庄、屯者居多。村址的选择，山区大多依山傍水，方便生活；平原地区则“依高阜而居，或百余家，或数十家”，可以避免洪水的浸害。村落与村落之间，疆界划然，中间均相隔一定的距离，其间便是属于各村的土地、山林。成千上万的这种居民聚居的村落，星分棋布，参差错落地排列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村落连延，……自得怡然之乐”(3)， 形成中国农村特有的村落聚居的格局。村落的大小、密度，人口稠密的平原和人烟稀少的山区大不相同，平原地区的村落一个挨着一个，栉次鳞比，鸡犬相闻，山区的村落一般相距甚远，至于未开发的边远地区，则往往几里几十里不见村烟。

这种聚居村落是农村各种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组织、团体与单位的基础，中国近世农村各种社会组织的根就深深种植在这种村落之中。搞清楚了村落结构的基本构成和特点，也就等于搞清楚了近世农村基层社会结构的基本构成和特点。

自从近世封建家族制度在宋代形成以后，中国村落结构的基本构成就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即是以村落为单位的聚族而居。绝大多数村落或居民点的居民，从男系方面来说，都是同姓，都是同一个家族，都是同一个男姓祖先的子孙，都有着或亲或疏的血缘关系。人口众多的大家族，还可以蝉连聚居于附近的几个以至十几个村落。少数村落即使众姓杂居，也必有一姓占多数。毛泽东谈到本世纪20年代井冈山的村落结构时说：“无论那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这种一个村落一姓聚族而居的情况，在近世农村社会中确实十分普遍，凡解放前在农村特别是在南方农村生活过的人，都是亲眼目睹过的。

关于各地村落聚族而居的现象，前人反复说到过。如清乾隆时的陈宏谋说：“惟闽中、江西、湖南，皆聚族而居，族各有祠，此古风也。”道光时的张海珊说：“今强宗大姓，所在多有。山东、西，江左、右，及闽、广之间，其俗尤重聚居，多或万余家，小亦数百家。”同时的魏源也说：“天下直省郡国，各得是数百族，落落参错县邑间。”在文献中，尤其是方志、族谱中，有多到数不清的材料证明这一点。如江苏苏州地区，“兄弟析烟，亦不远徙，祖宗庐墓，永以为依。故一村之中，同姓者至数十家或数百家。” 安徽宁国地区，“城乡多聚族而居。近来生齿愈繁，大族人丁至有万余，其次不下数千，即最少者亦三二百人。” 池州各县，“每逾一岭，进一溪，其中烟火万家，鸡犬相闻者，皆巨族大家之所居止。一族所聚，动辄数百或数十里，即在城中亦各占一区，无异姓杂处。”浙江新安地区，“千年之冢不动一坯，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丝毫不紊。”湖北阳新地区，“聚族而居，往往棋置数百户。重宗谱，严别异，姓各有祠，祠立之长。”这些同姓聚居的村落，大都用它们自己的姓氏作为村落的名字，“往往以其姓名其村巷焉”，如叫作张家村、王家庄、李家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