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开平碉楼的建筑风格惯常地被冠以“中西合璧”来形容。本文从思想文化角度，尤其以中国对外来文化的态度的历史作出发点，分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南方广东开平蓬勃发展的碉楼呈现这特色的文化背景，从建筑的角度来看归侨对外来和本身传统文化的态度。本文希望为以技术为主导的碉楼保护复修方案，作一项文化方面的补充。
关键词：开平碉楼、思想文化、中西合璧
很多开平碉楼的主人曾到海外，尤其到北美洲，工作和生活过一段长时间，积聚了一笔资金以后，返回家乡开平后建造了碉楼，作自己或家人的居所。
碉楼的建筑风格被视成与开平的传统民居有异，其异处在于外来的风格，表现在楼外的设计和装饰细部及室内的家具摆设。然而，碉楼也有富中国传统特色的建筑格局与细部。
至目前止，有关开平碉楼的介绍和建筑风格分析，载在一般性的图书或画集、旅游介绍书籍、志记和建筑文化评论文章，大部分点出和突出了碉楼的“中西合璧”这建筑特色；进一步来说，碉楼呈现的外来建筑风格被视为侨乡文化的象征，亦象征西方文化在某程度上传进了开平。
“中西合璧”或“土洋合一”这类形容词太宠笼统和空泛，故撰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以一个中国的外来思想文化史作背景，从文化切面去理解碉楼的“中西合璧”，解释碉楼是如何的“中”、如何的“西”，兼分析碉楼表现出怎样的“中”、怎样的“西”的思想。讨论重点会落在“西”的一方面。因为碉楼的兴建高峰期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所以讨论的对象时间也以该时段为限。
一 中国传统对外来文化的态度的历史
中国开拓中原以外的疆土，追求域外的知识的历史，可追溯至西汉﹝公元前206至公元220﹞。汉武帝遣使张骞出使西域，寻找汉朝的同盟者，并带回有关遥远和未知的西方的知识。要注意的是，中原以外的知识的传入并不表示中国传统的价值受到动摇。儒家思想依然是传统的、正统的文化的根据，中原文化仍为天下中心，而其它文化则被视为边缘的、次等的“夷”。传统中原儒家思想主导中国的政治文化，一直无容置疑。
17世纪是西方欧洲文化传入中国的第一阶段。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并把西方在天文、地理和测绘学的科学和技术发明带到中国来[1]。皇帝和皇家机构虽然对这些新奇的对象很感兴趣，但对之的态度也不脱离视为赏玩的珍品，对传统文化的把持，未曾放松。西方传入的文化在中国仍是“身外之物”。
19世纪中叶至现在是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第二阶段[2]。在1842年中国于鸦片战争被英国打败后，中国传统文化的絶对优势开始受到冲击，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出现改变。清政府有学习西方的口号，魏源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李鸿章大兴铁路、铺电话线、建船厂，并在1870和80年代建兵工厂[3]。可以看出一点，在19世纪初中叶，官吏阶级推行的所谓西化只适用在应用的和科技的层面上，并未触及传统、思想和体制那些方面，从深度来看，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渗透，是很有限的；和洋人打交道的，都局限在沿海都市的少数洋务官员和买办等人，所以，从广度来说，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影响也是有限的。[4]
要到在19世纪末的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被一向视为倭寇的日本所打败，欧洲和美国列强乘机在中国土地上图利，在此困窘下，中国政府抵抗不了西学在经济、思想和政治方面扩大影响力，西学逐渐从上而下，从官府到士阶层再到民间扩散开来，中央和地方官员、士绅和平民百姓、沿海城市和内陆的乡镇都以不同速度和形式追逐西化。年青学子出洋留学的数目增加，冀望学习西方的知识和吸收现代化的概念。不过，官方对西学的态度，始终维持在“中体西用”。所谓洋务派的、在1898年上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其《劝学篇》便是从学说上体现了这态度。《劝学篇》的每一篇便围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纲领而开展，以谕国人从中国文化为本体出发，学习西方实用的科技知识；中国传统作体制，西方知识作应用，这便足够强国。进一步来说，学习西学是让中国传统的文化和制度固本培元。
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文化
对一个中国南方内陆县的影响
直到20世纪，西学的渗透更广泛和深入。对西学的传入发出最热烈和积极的文化的回响的，是在文化和经济条件较优厚的大城市如北京和上海里的知识分子群，1919年的“五·四”运动知识分子便是很具代表性的一群；而在文化和经济发展较缓慢的县镇，外来的文化和思想的传入相对地来得缓慢而影响较薄弱；而且，外来的文化主要表现在人们一般的世俗和物质生活上。
在19世纪初，开平是一个贫穷的小县，《香港开平商会八十周年纪念特刋》载有加拿大云高华开平元老简业存口述有关开平人到美加或移居当地的历史：
在民国成立以后，(开平)划分为二等二级县份，统计每年生产粮食仅足供给三个月食用，因此居乡生活异常困难，邑人为生活所迫，多侨居异地以谋发展，早于1850年以前，邑人侨居美国加省者甚多，当时丕诗省加拉补区发现金矿，留美加省华侨北来掘金热潮，而我邑华侨占其中人数最多。又于1880年加拿大为开发西部，兴建丕诗亚铁路，曾遣派轮船往中国香港招募大批苦力工人来加建筑铁路工作，据说当时曾招到一万五千名劳工来加，其中我邑侨为数不少，至于铁路建成以后，我邑侨多居于丕诗省，找寻生活……[5]
对于过着穷困生活或希望改善物质生活的大众来说，西方代表着寻金的机会，西方的强势表现在经济的蓬勃和丰富的就业机会。
《开平县志‧卷二‧生计》记：
开平人富于冒险性质五洲各地均有邑人足迹盖由内地农工商事业未能振兴故近年以来而家号称小康者全恃出洋汇欵以为挹注查邑人之出洋者南洋群岛尤众惟获有巨赀者无多而影响于全邑民之生活者不得不首推美国及坎拿大二属……[6]。
第一代的开平人的流出，大致可以单纯的求生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动机来解释。这些出国的开平人大都来自文化水平不大高的阶层。
《开平县志‧卷五‧习尚》记
男务耕耘女勤纺织器用俭朴少雕缋之饰衣裳布素无锦绣之文[7]。
在海外打工，大部分的活动范围是在煤矿、金矿或铁路兴建场所，从事体力劳动工作，缺乏动机和文化修养去广泛地或深入地理解西方文化─ 对在北美的开平人来说，就是美国和加拿大的文化；他们的内里的思想模式，仍然保持了中国传统的一套；甚至因远离传统中心，反而更坚持保留传统思想，而变得更保守，对新思想表现抗拒。他们所关心的西方文化，是西方给予他们的金钱力量，还有出洋以后带来的权力和地位的提高。在海外储备了一定的财力后，有一批海外华人晋身为资本家，经营很成功的生意。他们返回开平后，其中有些会建造包含外国特色的楼房，有碉楼也有所谓的庐，以向乡亲展示他们在海外在赚取的金钱、权力、荣誉和西洋的品味。
《开平县志‧卷二‧习尚》记：
此素风大变于光绪中叶以来又男多出洋女司耕作……[8]
《开平县志‧卷二‧生计》记：
惟侨民既得此巨赀回国惜不能用诸生产事业以增长物力徒然为求田问舍之谋……一则提高生活程度使风俗日趋浮靡踵事增华……。
根据Woon Yuen-fong对1911至1949年华南社会结构的研究，在民国时期，归侨的经济条件，不管在出国以前是如何，回家乡﹝开平﹞以后，都能为其家庭提高地位。在加拿大时，他们赚取比出国以前更多的金钱，有一些在营商方面做得成功的，便回家乡买地，成为地主，并借贷予族人和聘用同一宗族的妇女作佣人。很多华侨都盼望回乡的一天，因为他们可与留在家乡的族人比较，以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提升了，并较族人为高。[9]
Woon在加拿大的维多利亚跟籍贯属开平的华人做访问，从口述资料得出一个论点：在初期（开平人出洋早段时间），一般人都一起“平均地”忍受着人口、天灾和贫穷的压力，故大众的生活水平和地位较平均；经济较充裕的大户，除了在节庆，很少在平常日子里在村中展示跟其它人在阶级上的分别。但在20世纪的头十年，村里一般族人跟富户，包括富有的归侨，在经济和阶级上的分别便在日常生活里明显了很多，在房屋、衣着和饮食上显而易见。[10] 他们的社会地位被提升为 “新绅士”。
三 碉楼乃模仿士人品味的体现
“绅”乃地方上具名望的阶层。根据Woon的分析，晚清至民初时期冒出了一个“新绅士”阶层，主要由海外归侨、本地殷商和现代化学校的毕业生组成。[11]
在“旧”的、传统的社会，最具社会名声的是透过科举被取士的士人。科举制度实行之时，朝廷办科举，士人可自由报考。朝廷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选拔官员。士人及第被选为官，踏上仕途，而进入高尚阶层的，是为 “正统士绅”。通过科举而取士，直接反映了士人的文化水平。
虽然富有的归侨相对于村里的族人来说，有较优厚的经济条件和荣誉，但始终，这批“新富户”﹝俗称暴发户﹞在社会位置来说，仍不及传统的正统的士人。在长远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士人、“读书人”，一直被视为社会中的精英。所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Wang Gangwu曾陈述在儒家的传统观念中，这牢固的社会阶级次序：
大家都知道儒家的社会和政治哲学把人分为士、农、工和商四等，商人被放在最底下的一层，直至现在也如是。这是中国的一个特点……商人在基督教和穆斯森的世界比较受尊重，甚至可攀登政治阶梯。[12]
中国成功的商贾为了要克服在社会地位上的弱势，便仿效士人们的精英文化，仿效的途径最少有三种：进纳买官；在城市或乡间买地，以文人和仕的生活模式为模仿对象；和重视儿子的教育，希望其后代能循正统途径取得官阶。[13]
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以成绩取士的官方途径堵了。虽然，在制度上来说，这个社会阶级秩序似乎不复再，但在人们的思想里，仍然植根着由上而下的士、农、工和商四等级的观念。归侨仍然困在固有的儒家思想而意识到自己在社会地位和文化方面的弱势，所以要利用一些途径去显示自己与士人的价值观相差不远，以提升本身的社会地位，冀望缩小与士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异。其中一道途径是学习文人的生活方式。
那末，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人精英的生活呈什么方式呢？——西化的。如前述，自19世纪中叶于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至世纪末更败于日本手下，中国的整体社会气候，渐渐混进了西学的元素。虽然传统文化思想依然固有，但普遍被承认的是西化等同现代化，带有西化和现代气息的人普遍地被仰视为新兴起的精英：讲一点英语、穿洋服、住洋楼是精英身份的符号；到教会办的学校如广州的岭南大学上学，更理想的出洋留学，是现代化西化的表现。
最多的新兴社会精英聚在文化和经济条件较优厚的大城市如北京和上海，宋庆龄、胡适等政治文化人物便是都市里西化精英的典范：他们说得和写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对西方文化有深入的了解，是大众尊重的人物，上海的宋庆龄故居便展出她跟兄弟姐妹们以英文书写的信笺。在20世纪初期，当中国开始较广泛地接受西学和现代化，西方的语言、态度和生活品味成为当时精英阶层的时尚。
对于在地理和文化上跟都市距离较远的县镇和乡村来说，西方精英文化跟自己距离也较远，在接触西方的文化，以深度和广度来说，都有地理和文化上的困难。对开平的富有的归侨来说，要解决这困难，与都市里的西化的精英看齐，便利用本身的优势，也就是经济条件，在生活和物质方面，表现其西化。建碉楼便是其中一个手法。
所以我们见到，碉楼的以当时新颖的三合土钢筋水泥为材料，楼高最多的有九层，所费不菲，建于1931年的旋侨俱乐部，其帐簿便记了兴建费用共花上一万银以上；我们也见到繁复奢华的设计都是外露的，且集中在人们站在远处都可易见的顶部，装有罗马式柱廊、拱门和露台等西式建筑细部。碉楼的建造数目的统计数字显示，兴建的高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些数字可反映出当中国西化的风气。[14]
年 份 新建碉楼数目
1911以前 314
1912-1915 117
1916-1920 341
1921-1926 608
1927-1931 332
1932-1937 92
碉楼的兴建的背后，其实是一道很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观念，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和处理手法，依然和中国传统的态度和手法一脉相承。西方具体的、表面的建筑细部、装饰反而被应用为附和和巩固中国传统社会等级思想的工具，和理念性的“中体西用”概念是相通的。至于碉楼本身也有多方面反映了碉楼的中国南方传统建筑的特点；坐落北向南、背山面水；室内的空间分布设合大宗族、大家庭、妻妾子孙共处的需要，且长幼有序，祖先神台置于楼顶中间，周围有华丽的建筑装饰，是全碉楼的风水最佳的中心点，表示对祖先的尊敬；楼里挂上处处流露儒家思想的对联，以表现碉楼主人的传统文人品味。
要说碉楼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民居建筑，较客观的说法应该是它采用了当时属较现代的建筑材料，借用了西方的一些古典建筑细部和在室内添置了进口家具。碉楼跟在广州沙面、上海外滩一列的由西方人设计与负责的正统洋楼相比，其西方元素含量实在相差太远。
当然碉楼是一个县里的民间建筑，未有根据正式的西方设计理而设计，策划设计的往往也都是当地工匠们，而在广州和上海的洋建筑是商业和公共建筑，由西方人发展，由受过西方正式建筑训练的建筑师设计，投进的资金也较之庞大得多；要是硬生生的将两者相比，是一个不合情理的比较。要看的是，从碉楼主人如何处理外来的建筑元素，来理解他们对外来文化是如何的态度，西方文化在开平县归侨的圈子里是怎样被理解，影响力在那里且有多深，和怎样被处置。
以上的整体的中国对外来文化的态度的讨论和针对开平归侨对外来文化的态度的讨论，让我们从文化角度理解碉楼是如何的“中西合璧”和“土洋合一”。
四 17世纪欧洲的“中国风”
20世纪的开平碉楼渗进西方建筑元素这现象，可与17、18世纪欧洲掀起的“中国风”现象作比较。两者在文化流动的方向相反，前者由西方影响东方，后者则由东方影响西方，但两者在两种物质文化的互动交流的起源、过程和态度有相似之地方。
17、18世纪，西方的现代文明才开始转化[15]，而中国国力强盛，欧洲人仰慕中国源远流长丰富多姿的文化，法国启蒙时期思想家Voltaire曾写道“一个哲学家要观察这世界正发生了什么事情，便应把眼光放在东方，那里是所有艺术的摇篮，西方所有的事情都是没有东方不可。”另一位思想家Liebnitz在1697年曾说：“我们这里的道德已败坏到这程度，我想有需要派遣中国的传教士来我们这边。”[16]
那时候，欧洲涌现一股学习中国的文化热朝，较高文化水平的阶层学习中国的哲学、政治和文化，先前所述的十七世纪到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如利玛窦便用西文记叙中国印象和在华经历的书信、回忆录，以及用拉丁文翻译《四书》，使欧洲人初步了解传统正在起变化的中国文化[17]。传教士以外，还有欧洲商人到中国以白银交换中国的先进工业品如丝绸、陶瓷、茶叶等产物，还模拟表现在服饰、家具、园林建筑等的中国生活式样，掀起了17世纪弥漫欧洲的“中国热”[18]，令欧洲的物质文明，当中包括了建筑，加入了很多中国的题材和元素。
另外，也有未到过中国的欧洲人，以传进欧洲的中国物质为模仿对象，制造自己心目中的中国式的物品，当然也包括修建自己想象中的中国式建筑物。然而，在模仿的过程中，模仿者只看到物质的表面现象而未有作较深入的对其中的理论和意趣的探讨，只着重于把一些有东方色彩的建筑细部和家具于放上和放进建筑的内外，所以模仿出来的东西便是不伦不类、不中不西。
在整个欧洲，都建了不少被称作“中国亭台”、“中国楼阁”、“中国宫”和“中国花园”的建筑，不过所呈现的其实是由中国建筑取得灵感、在整体中包含有中国建筑元素和细部的欧洲建筑。这些建筑，透露的其实是对中国文化的向往。20世纪的碉楼主事者，犹如两三个世纪以前欧洲人，透过具体的建筑，透露了对外来文化的向往。
鲁迅初期的文学翻译，如翻译自法国的科学小说的《月界旅行》，其形式与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无异。任何文化载体初接受外来文化影响时，传统文化思想往往保持着主导位置。开平碉楼是一个建筑载体，所表现的中西合璧特色，反映出制造这载体的人和所处的环境接受外来文化的阶段。
（本文在“2004年中国近代建筑史研讨会”上发表，收入《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4）》）
参考文献
1、张灏.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冲击.“二十世纪中外文化与现代化”讲座.香港城市大学.2004,2,14
2、Jonathan D.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W.Norton, 1900
3、开平县志.香港：民生出版社.1933.
4、Woon Yuen-fong, Social Organization in South China, 1911-1949: The Case of the Kuan Lineage in K’ai-p’ing County. (Ann Arbor: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4
5、Wang Gangwu, “The Culture of Chinese Merchants,” in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1
6、刘定涛.开平碉楼建筑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02.
7、Heinz Edgar Kiewe, Civilization on loan. Oxford: A.N.I. Ltd., 1973
--------------------------------------------------------------------------------
[1]参见文献[1]
[2]参见文献[1]
[3]参见文献[2],第799页
[4]参见文献[1]
[5]香港开平商会八十周年纪念特刋.香港：旅港开平商会.1991.第176页。
[6]参见文献[3],卷二‧生计.第1页
[7]参见文献[3],卷五‧习尚.第1页
[8]参见文献[3],卷五‧习尚.第1页
[9]参见文献[4],第50页
[10]参见文献[4],第56页
[11]参见文献[4],第49页
[12]参见文献[5],第183页
[13]参见文献[5],第183页
[14]参见文献[6].内注明取自开平碉楼文化办公室
[15]参见文献[1]
[16]参见文献[7],第173页
[17]朱维铮编.利玛窦中文着译集.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1.第15页
[18]参见：朱维铮.中国对西方冲击的回应.“二十世纪中外文化与现代化”讲座.香港城市大学.2004,2,14